manbet“经济全球化”是指贸易、投资、金融manbet、生产等活动的全球化，即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相互影响日益加深。2008年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作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此次危机不可避免地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各国经济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导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相继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衰退。失业、社会福利降低等社会问题接踵而来，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人们对银行、政府、媒体等公共机构信任的流失[1]。新闻媒体在西方社会被誉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新闻媒体的权力和影响力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agenda-setting”（议程设置）理论，“framing”（框架）理论和“priming”（预示作用）理论阐述了媒体如何通过对事件、信息源、报道角度、报道框架、报道语言、图片等的选择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观念。媒体被定义为“salience transfer”：媒体具有将“Media agenda”转变为“Public agenda”，“Policy agenda”和“Corporate agenda”的能力。财经新闻媒体的重要在于媒体报道和市场、贸易、价格和投资者行为之间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在提醒着人们财经新闻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当前西方财经新闻报道质量提出了质疑。

　　财经新闻记者缺乏深度调查（Doyle,2006；Tambini, 2010），是目前针对西方财经新闻报道最主要的批评之一。Tambini指出由于深度调查是“昂贵和危险的投资”[2]，因此财经新闻记者越来越少的进行深度调查。一位资深财经新闻编辑在接受Tambini采访时说：“让两到三个记者花一个月的时间去调查一个可能什么都得不到的项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很高……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小的调查部门，但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Doyle（2005）也同样指出鉴于调查报道的“巨大的投资和不确定的产出”，在英国绝大部分的财经媒体都不会把调查作为日常的工作，因此媒体作为监督者的作用就变得非常有限。

　　财经新闻记者专业知识匮乏缺乏独立判断能力，传播不实谣言，制造恐慌，导致金融机构崩溃[1]，是另一主要问题。Doyle（2006）指出专业知识匮乏削弱了财经记者督促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研究中Doyle 采访了部分记者和编辑，其中一位受访者说：“经验丰富的人都去金融系统赚大钱了而不是写关于财经的新闻。”2007年9月BBC商业编辑Robert Peston报道了一则关于Northern Rock（北岩银行）流动资金问题的新闻，引起了客户对银行的不信任和恐慌，客户开始排起长队取走存款，使得银行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最后宣告破产。Juko[3]用定量分析法和定性分析法对2009年10月至2010年7月关于希腊财政状况的新闻报道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媒体报道强化了市场对希腊出现危机的观念导致了市场主体对希腊政府的不信任。Juko[3]总结在希腊案例中媒体基于其自身与金融市场的关系通过大量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报道导致投资者信任的流失。财经新闻记者没能预见即将发生的金融危机，并对全社会特别是银行和投资公司提出预警，从而预防金融危机的真正发生。“为什么没人预见危机的到来”，“危机发生前媒体做了什么”，“财经记者是否履行了他们应该履行的职责”等问题成为了2009年11月9日至10日EJC（European Journalism Centre）“危机报道”研讨会的热点问题。记者Howard Kurtz说：“摇摇欲坠的金融体系大量曝露在公众视野里：过分扩张的投资银行，房利美和房地美危险的业务，奇特的衍生金融工具，这些都成为了阴云笼罩的银行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当这些问题体现在日益增加的新闻报道和少量的专栏中——财经媒体并未引起重视从未传达真正意义上的报警信息，直到金融机构开始崩溃。”

　　如果没有有效地信息共享，任何金融市场无法运行。投资者依据公开信息对投资对象进行评估，并据此设定价格。公开信息来源于媒体每天对市场行为和价格变动的新闻报道。财经新闻报道降低了买方和卖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如Keynes的“选美理论”，选股就如同选美大赛选冠军，选大家都会选的美女。怎么知道别人会选谁呢，媒体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标准设定者”（价格设定者）的角色。大量的学术研究探讨了财经媒体和记者对贸易、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以及价格的影响。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由中外商人合组公司在上海创办，推英国商人丹福士为总裁。初期采用低价策略进入市场，但发行量不大，表现平庸，影响甚微。后因经营不善，于1899年低价转让给美国人福开森，福随即任汪汉溪为总经理。福开森在提出“不偏不党”的四字办报方针后，便委任汪全权处理该报一切事务。汪汉溪提出“在商言商”的办报口号，以经济新闻报道为中心。此后，《新闻报》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发行量陡增，几乎与老牌的《申报》并驾齐驱，到1921年，《新闻报》的日发行量突破五万份，超过《申报》成为旧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与此同时，《新闻报》的资金积累也成倍增长，年利润几万元或十几万元，甚至更高。1929年，《新闻报》的发行量超过15万份，创下当时中国大型日报发行的最高纪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新闻报》销量日渐萎缩，此后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闻报》被接管，历时56年之久。《新闻报》能在报业竞争激烈的上海报业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成为旧上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大报，与其重视经济新闻报道的办报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的50%以上，成为全国的货物集散地和联络大陆腹地的繁华大都市。许多买办、财主和外国商人云集上海，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经济新闻的现实读者和潜在的广告客户群体。而此时的上海几家大报并存，竞争十分激烈，各报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申报》虽是综合性报纸但侧重时事政治新闻，《时事新报》以介绍学术见长，《时报》则以体育、文化和娱乐新闻为主，惟独没有以刊登经济新闻为主的报纸。1899年汪汉溪上任后，他敏锐地意识到“上海人口以从事工商业者为最多，我们办报首先应当适应工商界的需要”，①提出“在商言商”、“经济独立”、“不偏不党”的办报口号，以经济新闻报道为重心，突出报道经济金融界的消息，以工商界人士、店员和一般中下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和目标消费群体，确立了《新闻报》以经济新闻为中心的办报理念。

　　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新闻报》于1921年4月15日开辟经济新闻专栏，介绍市场动态，发表商业行情，经济信息十分灵通，获得工商界读者的重视和认同。1922年4月15日又增辟“经济新闻”专版，先后重金聘请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徐沧水、朱羲农等人为该版主持其事，他们的月薪180元，仅次于报馆总编辑的200元。②《新闻报》不惜重金、不遗余力地收集各处商业行情并详细登载，不仅包括上海本地市场信息，还包括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动态。消息来源方面，《新闻报》不仅有专职的采访记者和撰稿人员，还在各行业找到一批业余访员，遇到行情大起大落及市场波动时，他们可以及时报告，消息之迅捷令其他报纸望尘莫及。因此，尽管当时上海的其他报纸也开设有经济新闻版面，如《申报》的“经济专刊”、《商报》的“商业金融”专版和《立报》的“经济专栏”等，但在诸多经济新闻版面中，《新闻报》的专版内容最为详尽，办得最好③。《新闻报》能在报业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后来居上，“以商为主，兼顾其他，是《新闻报》成功的方法之一”。④

　　《新闻报》以经济新闻作为自己的制胜法宝，并取得巨大的成功，除了汪汉溪正确的经营理念和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其经济新闻特点鲜明，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从体裁上看，《新闻报》的经济新闻不仅有新闻、评论、消息，还包括统计图表、调查报告等，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从内容上看，既包括金融与证券报道、航运信息、各国经济简况、调查性报道等硬经济新闻，还涵盖了有关婚丧、做寿、开张等具有广告性质的软经济新闻。从版面上看，《新闻报》设置有上海本地――国内――国外经济新闻专栏。例如，在“经济新闻”专版中，设有“上海商情”、“国内经济事情”、“国外经济事情”及“世界商情特讯”等栏目。

　　《新闻报》采用专职记者和业余访员双管齐下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新闻信息渠道的畅通和发稿速度的快捷。在记者和通讯员队伍建设方面，该报不仅着力培养专职记者，还在各行业，如公审公廨、救火会、巡捕房、医院等和一些大工商企业以固定月薪方式聘请“报事员”，既广开了新闻源，又赢得了时间优势。《新闻报》提供的市场信息十分丰富，且尽可能详细。以1925年5月2日出版的《新闻报》为例，仅“市价一栏”就提供了包括国外汇兑、津汉汇兑、金市、银洋钱市、各国票价、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杂粮油豆饼交易所、上海麦粉交易所、外国股票、五金市、沪南米市、丝市、纱市、布市等各类信息近千条，⑤涉及当时市场上的数十种主要商品，信息分类非常细致。

　　《新闻报》的经济新闻专版是由当时著名的经济学者徐沧水、朱羲农、杨荫蒲等人编辑，他们不仅在专版上开辟各种栏目，如徐沧水主持的“上海商情”、“金融市场”、“国内外经济事情”，而且亲自为专版撰稿，介绍商业行情、论述经济问题、普及经济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新闻报》经济新闻的质量。

　　《新闻报》的经济新闻报道使其在旧上海甚至全国的报业市场站稳了脚跟，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对当下传媒业如何做好经济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新闻报》初创时，销量只有三百份，仅能在上海立足，从汪汉溪上任并打出经济新闻这张王牌后，销量便逐年递增。从1899年到1923年，销量由四、五千逐年上升至八、九万以上，增加了近二十倍，广告年收入也由数千元增至近百万元，增加了一百多倍。1924―1928年，《新闻报》的销量达到顶峰，从105727份增至150152份，位居全国第一。事实证明，《新闻报》经济新闻办得最好的时期，也是其发展最快的时期manbet。1937年6月关于上海读者调查的统计资料表明：《新闻报》是上海读者最爱读的报纸，上海读者有29%订阅《新闻报》，远高于《申报》的19%和《大公报》的15%。

　　20世纪初期，上海逐渐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工厂集中，交通业、通讯业、金融业都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全国上下迅速掀起了兴办实业的高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对经济新闻和信息的需求量加大。《新闻报》的经济新闻报道客观上促进了经济信息和商品的流通，其经济知识的介绍提高了国人的经济学素养，对国外市场经济、税收财政等制度的介绍对中国民族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也有启蒙作用，有利于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经济新闻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已成为重要的新闻种类之一，无论是专业的财经类媒体还是综合性媒体，都对经济新闻报道特别重视。虽然各媒体发展程度不一，但《新闻报》经济新闻的成功对当下媒体如何做好经济新闻报道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第一，正确的经济新闻理念，准确的市场定位。《新闻报》的成功，与其以经济新闻报道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密切相关，让经济新闻唱主角，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原则，把经济新闻报道打造成自己的核心产品，以此赢得读者。此外，《新闻报》立足上海，本着“在商言商”的宗旨对自身准确定位，以工商业者为主要目标读者群，不仅有效避开与《申报》等大报的正面竞争，而且对自己进行了一次初级的市场细分，准确抓住读者需求，从而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今天的媒体对经济新闻的报道同样要以为经济服务为出发点，并根据各媒体所处的地域、服务对象、媒介特性等要素的不同进行市场细分，以满足不同目标群体的需求。

　　第二，坚持以质量取胜。《新闻报》的“经济新闻”专版聘请经济学家为其编撰，从1922年至1949年停刊，“经济新闻”专版一直都是该报最吸引读者的版面。在一定程度上，《新闻报》高质量的内容保证了其高数量的发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新闻报道的一线记者或撰稿人员都不具备经济学背景和学历，无力对经济现象或问题等进行深入分析，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新闻报道的发展。如今，这一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媒体也开始吸收具有经济学学术背景的人才和专家为经济新闻报道服务，努力提高内容质量。

　　第三，独立客观，不偏不倚。《新闻报》“以经济独立manbet，无党无偏，对于言论主持公道，不为威胁，不为利诱为宗旨”，⑥尽管“该报广告与新闻必须保持六与四的对比，即广告占六成，新闻占四成”，⑦但该报的经济新闻报道基本做到了客观独立，未受其他经济或政治势力左右。在我国报业实行市场化经营初期，许多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经济新闻报道出现了与商家串通一气，以经济新闻报道为幌子做广告的现象，损害了报纸公信力和公众利益。如今，媒体的广告部与记者部独立运作，严格划分经济新闻和广告的界限，有偿新闻的现象正逐步消失，经济新闻报道也越来越多地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群众经济生活作出贡献，也为媒体自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④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2卷）manbet，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78

　　⑤李志强，《早期经济新闻报道及其借鉴意义》，《上海商学院学报》，2007（3）：89

　　在新闻领域，新闻与新闻报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物，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表象和陈述，是对新闻所做的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1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存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们对全部或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有关专家在《新闻学概论》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必须经过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客观存在的事实。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2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所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判断。实践证明，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如专家论述“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话，而且还是两种不同的命题，但是从实际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命题所断定和陈述的只是一件事实。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方式，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存在状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则体现了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一般而又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远古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以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干差万别。

　　3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实际经验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有远古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4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流露、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

　　5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图像，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对立，又相互一致。

　　1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新闻与新闻报道，也就是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观点和倾向，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

　　从近代新闻业到现代新闻业，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界热烈讨论的主题，围绕着这一主题，传媒人们演绎出了一幕幕庄严、悲惨、嬉闹、庸俗、罪恶交相展示的新闻话剧。

　　“新闻自由是“搜集、、传达和收受新闻的包括报刊的出版自由、电台与电视台的播放自由、新闻报道的自由以及发表新闻评论的自由等”[1]但新闻活动的属性除了表现在以新闻方式认识社会的活动这一方面,新闻活动更是一种属于上层建筑的活动,是政治性非常强的社会活动,因而对新闻自由实质的理解,更应该放在政治自由的范围内加以讨论。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新闻自由问题，一度成为我国新闻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西方国家也着重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国。

　　《》作为一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实现“新闻自由”上很有代表性, 美国的传播政策是建立在两大原则基础上的：其一是保障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其二是信息自由交流、传播企业自由公平竞争，这两条是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基本精神。所以在新闻自由的保障上就出现了两种标准，即政府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理由有时可以漠视自由权。例如:越战期间，《》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的核心内容。美国政府在要求《》停止连载但遭到拒绝后颁布了史无前例的临时限制令，后来闹上法庭，最后判决《》胜诉。这一事件被美国新闻界引以为豪，认为是新闻自由的标志性事件。

　　实质上，美国政府利用法律诉讼延迟了消息的，阻碍了《》对信息的，并在此之后，对新闻媒体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管制。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其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禁止报道平民伤亡的事实和来自各方面的反战声，政府采取的战场嵌入式报道，使媒介记者只报道有利的新闻，有时甚至假新闻以赢得宣传战的主动权。正如阿尔伯特·加缪曾经说过：当传播媒介不依赖政府权力和金钱权利的时候，才能说传播媒介是自由的。而这种理想化的传播自由目前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

　　二、“人”为本到“事”为本的新闻观念的转变以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中媒体的表现为例

　　上面谈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是与当时所处的体制环境相关，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时，新闻自由是无从保障的。

　　灾害报道，是指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事件的报道。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我国采取了一个特别谨慎的报道态度。纵观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灾害报道，不难发现，它是遵循着一条特殊的发展轨道的。笔者认为大体上可以以20世纪80年代初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包括“文革”时期)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以“人”为本位，即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唐山地震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整个城市毁灭了，死了24万人。但是有关震灾的详情、损失、惨状，直到若干年后才逐一知晓。当时的报纸关于灾情只有一句话：“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民日报》在半个月内刊登来自震区的照片无一张是反映灾情的，全都是“欢呼关怀”、“军民抢救’，“深入批邓”、“恢复家园”等等，甚至连作为正面背景的“断壁残垣”也找不到，文字报道更是如此。至于电视报道，据当年的新闻亲历者夏老回忆说，“即使后来中央代表团赴灾区慰问和抢险救灾的新闻，也只让报纸发消息，而电视新闻片都已经编好了也不让播发。[2]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田果果 保密灾情无疑是与新闻自由想抵触的，究其深层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新闻报道还要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时认为‘攻击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3]在这种背景下，新闻自由无从谈起，对抗灾救灾的报道，已经是绝对的片面化导致某种程度的荒唐，让今人难以理解的报道司空见惯。

　　对于新闻媒体、新闻从业者来说,追求新闻自由，就意味着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样的自由才是正当的自由。

　　在这次5.12地震不久后，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家《旅游周刊》将反映灾情的照片与带有色情信息的图片经过处理放在一起后，所幸的是，终由该旅游周刊的停刊而划上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另外，在这次地震灾害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充分挖掘吸引读者所谓的人性化细节，记者们常常不顾家属的心情和意愿，纷纷进行抢拍、追拍和追问。它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多方面的：既会伤害当事人的尊严，刺激和伤害他们的感情，从而也构成对家属感情和隐私的侵犯。

　　重庆旅游周刊的迫于舆论压力停刊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这句老话，同时，在灾害报道中很多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缺乏人文关怀也让人思考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考虑在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之间如何权衡的问题。

　　一个理智的新闻传播者，始终得承认现实的新闻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有约束的自由，不承认绝对新闻自由的存在，任何人在行施自己的新闻自由权利时，也有尊重他人同样权利的义务，除了不会放弃新闻传播的独立性，屈服于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放弃新闻自由精神的追求，同样，他也不会背弃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

　　[2]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M]，北京：三联书店，2003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新闻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各个媒体要想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吸引受众的法宝。新闻策划作为当今比较流行的新闻运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炙手可热，各个媒体在不同程度上越来越重视新闻策划，特别是在重大的新闻事件中，更加离不开新闻策划。本人结合多年以来在清远广播电视台担任记者、编辑工作之实践，现就“新闻策划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这一议题一叙管窥，以期抛砖引玉。

　　新闻策划是新闻报道的主体遵循新闻规律，围绕一定的目标，对已占有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发掘已知，预测未来，着眼现实，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策略，以求最佳效果的创造性的策划活动。新闻策划一般包括策划者、策划目标manbet、策划对象、策划手段、策划成果。新闻策划它是人们的主观意识活动，这种主观活动是在占有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活动后进行的，是在坚持事实第一性的原则下，新闻工作者意识能动性在新闻报道活动中的充分反映。这些信息包括对采访对象各种新闻要素的了解，对各种报道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对本单位、本地区、全国以至世界范围新闻单位对同类或相似报道的历史资料的掌握。

　　公众在不同时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也不相同。策划新闻者，要洞悉新闻媒体的运作规律，知道什么时间记者对什么新闻感兴趣，根据“热点”问题来策划新闻。

　　例如：在2008年冰雪灾害发生时，清远人民广播电台就及时组织策划，并发挥电台特点，利用记者连线的方式，第一时间采访了抗灾现场的情况，使听众在最快时间内获得最新的信息。另外，报道了供电部门积极抢修受损线路、努力保障灾区用电的情况，稳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

　　又如：在近期日本的地震、海啸、核危机以及利比亚内战这些新闻事件中，中国中央电视台就紧紧抓住上述事件，分别在央视国际频道、新闻频道中开辟专栏、新闻性专题，大量报道有关事件，此举在全国及港澳电视台都堪称力度最大，份量最足的，央视的报道也因此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瞩目，相关节目的收视率也一举超越此前在此类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一直处于翘楚地位的凤凰卫视台。

　　借节日庆典来策划新闻，这种手法并不新鲜，但无需晦言的是，这种手法在最近这些年来呈现出越来越被众多媒体采取的策划方式，而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越来越高，人们对于节日或庆典追求的信息量愈来愈大，这种比较不新鲜的策划手段越来越多地被媒体采用了。

　　最近几年，清远广播电视台、清远日报等多家本地媒体，围绕每年的春节、2.28清远建市日开展了多次借节日庆典策划新闻的报道，从老百姓每逢佳节到来时，衣、食、住、行等方面生活的变化来展示清远的变化，并通过展示这些变化，成功运作了一批经营项目，媒体在因此而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另外，在今年的4月2日于广州举行的20011年中超联赛开幕式，承办方广州恒大集团，就可以说运用节日庆典成功实施了一次特大型的策划活动。这次号称史上最华丽的中超开幕庆典，吸引了包括国内的三十多家电视台并机直播，两百多家媒体到场采访，恒大的名声因这场开幕式的成功举办而愈加广为人知。不管恒大企业、恒大俱乐部今后的发展之路将何去何从，但这场开幕式无疑让其赚足了眼球。当然，恒大集团承办的这一届开幕式，在新闻策划上也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这一点将在后面的论述中提及。

　　生于清远市清新县的莫锋，2003年9月从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放弃福利待遇在业界首屈一指的深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金碗”工作，响应国家号召志愿服务西部，扎根内蒙古大草原。2004年，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由于工作出色，他先后担任内蒙古巴林右旗卫生局副局长，大板镇党委书记，共青团巴林右旗委员会书记，现任巴林右旗卫生局副局长兼大板镇党委副书记。清远广播电视台就围绕这一典型人物，组织了一系列的策划报道，使莫锋在清远家喻户晓，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

　　一个组织如果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新闻机构联合举办各种活动，就能增加该组织在新闻媒介中出现的机会。因为新闻机构参与了这一活动，自然会在自己的新闻媒介上报道这一活动的，组织因此也得到机会和广大公众见面，提高知名度。

　　第一、新闻策划一定要符合实际。新闻策划的基础是客观实际，因此在进行新闻策划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实际。新闻宣传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都有一个时期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新闻策划只有摸准“脉搏”，吃透精神，找准切入点，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就是 新闻策划新闻性原则。

　　第二、新闻策划不能滥用于所有的新闻报道工作中。这就是适度性原则。在新闻策划的实施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宣传要适度，不能炒作过头，产生副作用。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在新闻策划中，一定要讲辩证法，防止因片面性造成本质的失实，从而影响受众对是非的判断，影响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一家新闻媒介每天报道的内容是大量的、全方位的，客观世界中有许多事实都可能成为新闻媒介报道的新闻。对此，任何一家新闻媒介都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全部报道进行策划。真正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新闻策划，只能是那些对于重大事实、典型事实和代表某种发展趋势的事实的策划。

　　第三、新闻策划不能变成策划新闻。新闻策划是对新闻报道方式的策划，不是对新闻事实的策划。有时候，新闻媒介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会抓住时机参与或组织一些社会活动。如果这些活动是有益于受众的，当然无可非议。但若仅仅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特别是仅仅为了扩大自己的广告效益，则是不可取的。

　　第四、新闻策划应该跳出老套，力求出新，更不能一招用到老，从而导致新闻策划活动不仅未能收到其应有的效果，反而变得“画虎不成反类犬”，以致贻笑大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新闻策划在新闻报道中的积极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一个好的新闻策划往往能够让后来出现的新闻报道更加有声有色。新闻策划的方式方法可以有很多，但我们必须切记的是：新闻策划绝不是，也不应该是策划新闻，更不能够是“制造新闻”。

　　[2]肖云、王卉：《新闻策划的本质和对象新论》，媒体竞争研究网站，2005年2月27日.

　　[3]吴粲.策划学(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4]董天策：《走向21世纪的中国报业理念》，《新闻知识》2000第9期.

　　[8]贾奋勇：《捡回来的“新闻冲击波”》，郑兴东主编《好新闻后面》，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